5日，7年，82年，永久。

卢沟桥烽火五日以后，游台怀诸寺，又辗转至代县工作的梁思成一行，始闻战事。他们随即中止调查，返回北平。

1944年，誓不做亡国奴的梁思成夫妇和家人，已颠沛流离至四川李庄。贫病交加中，梁先生在扬子江畔的一处农舍挥笔写就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》(分两期发表于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)。时距唐代建筑佛光寺之发现，七年了。当时梁先生最担心的是，战火中佛光寺随时会倾覆。

2019年7月7日，在梁思成先生一行离开佛光寺82周年纪念日，带着最先进的设备，心怀着为佛光寺建立全面档案的使命，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、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，再进佛光寺，对佛光寺实施数字化考古调查，探寻佛光寺的未竟之界。

联合团队从整个大佛光寺区域开始，为佛光寺寺域内外，眼目所及从整体到细部的所有遗存——建筑、彩塑、壁画、经幢、碑刻、法钟、铺地乃至残石，建立了可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全面呈现的详实数字档案。

至此，佛光寺文物实现了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系统转化。

▲2019年7月7日，从太原出发去五台县城，依旧按照五代以来入五台山的路线，经古城忻州和定襄(只不过现在开通了高速，开车到五台县只需要一个半小时)。一进入五台，完全沉浸入梁先生一行1937年7月“乘驮骡入山”时所见——“峻路萦回，沿倚崖边，崎岖危隘，俯瞰田畴。坞随山转，林木错绮;近山婉婉，远峦环护，势甚壮。旅途僻静，景至幽丽。”中午，我们得谒佛光真容禅寺，瞻仰大殿，同样咨嗟惊喜。

穿梭在佛像之林

有点遗憾的是，为了保护文物，今天佛光寺东大殿的整个佛坛已经围上了铁栏杆;即便是在现场礼佛，人们恐怕也很难仔细观看佛像。

但是工作的幸福在于，梁先生他们探访佛光寺东大殿84年以后，我们得以有机会爬上佛坛，小心翼翼地穿梭到林立的佛像之中——

2019年8月，我前往佛光寺追踪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作，当时团队对佛像的数据采集工程，正好进行到佛坛南次间位置。

1937年，林徽因先生在这里留下了一张照片：她正仰望一尊胁侍菩萨像。林先生的个头，大约在菩萨像的膝盖以上。

她背后的一尊主佛，是双腿垂坐的弥勒像，左右足下各有莲花一朵。梁先生说是这双膝并垂“为唐代最盛行的姿势，而宋后所罕见者，故最堪注意”——

▲图片来源：丁垚《发现佛光寺》

更北边两间的主尊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是盘腿坐的，下方的佛座整个显露得很完整;而这尊弥勒佛像的双腿垂了下来，这是拟人的状态，再加上佛衣，就把佛座差不多完全盖住了。

▲佛光寺东大殿佛坛北次间阿弥陀佛以及两侧各两尊胁侍菩萨、两尊供养菩萨;主尊为盘腿造型

爱马仕结

2019年8月，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开始对佛像进行数字化采集，这项工作的专业说法称“基于多视角的三维重建技术”，简单讲，就是从各个角度为塑像拍摄成百上千张高清照片;后期利用这些影像数据，建立佛像的三维色彩模型。

2019年8月30日，在对南次间佛坛区域的主佛弥勒佛进行数据化采集过程中，工程师汪斌告诉我，佛坛上三尊主佛中，这一尊体量是最大的;他拍了1000多张照片——比另外两尊主佛大约要多拍200张。

这个工作印证了建筑学界此前的一个研究结论——弥勒菩萨这个坐姿的一个结果是：垂下来的两条腿成为相当突出的体量，占据了从比较低的地方，也就是人们正常瞻仰佛像的位置。

而佛坛上每一间7尊像是一个整体，主尊是其中的主导因素;这一间弥勒像的下半佛座和垂足坐的部位，有了这样的处理，那么两侧的胁侍菩萨像也做出了与右边两间明显不同的调整，来配合空间上错落有致的布局①。

怪不得梁先生赞叹东大殿“魁伟整饬”——仅凭这一处细节，足可见佛坛上这整一座“Forest”，是古人精巧设计、创作的结果，不是“种着树”就长起来的“林子”。

▲佛光寺东大殿佛坛全景

今天各位普通观众，也完全能够体会到这种近距离观看的幸福：

2021年11月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里，正在进行的“无界之境——佛光寺建筑、彩塑、壁画数字化成果展”上，“佛像之林”完整地呈现在了你眼前：

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程师们，使用20552张、共158GB的图像数据，计算得到东大殿佛台三维模型后，输出了一张佛台彩塑的正射影像图，色彩还原度达到97%。

这其中，还有两位近两米高的“菩萨”，被科学家请到了展厅门口——这是两尊高保真的3D打印佛像。

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佛坛上，它们是位于东大殿当心间区域释迦牟尼佛前两侧的供养菩萨。

有学者曾经解读佛像说，佛坛上三尊主佛像最最重要，可是也由于非常庄严，泥塑工匠们可发挥的空间不大;旁边的胁侍菩萨，因为有女性气质，反而可以做得很好;而再外头的供养菩萨，由于体格更小一些，细节动作都可以生动地做出来。

仔细来看看——

这两尊供养菩萨我印象深刻。2019年佛坛的数据采集工作，都是在每天晚上佛光寺对外关闭之后才开始进行。那时候每每工作到深夜，我常感到饿，就在佛坛上慢慢地观察佛像——主要是去看供养菩萨托着的盘子里，有些什么食物。那是盛夏时节，我最觊觎的就是释迦摩尼佛右边这尊供养菩萨托盘里的西瓜：它们看起来这样新鲜、生脆，为艰苦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慰藉。

与这位供养菩萨相对的左边这尊供养菩萨，也十分精彩。

前几天朋友去浙大艺博馆看展，进门就被这尊菩萨的穿搭吸引;揣摩了半天，她问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李志荣教授一个问题：“菩萨的披(pēi)帛系了一个什么样的结?”她最近买了一条丝巾，在菩萨身上看到了时尚元素。

问对人了，考古学者李教授是一位丝巾爱好者，特别喜欢收集以文物为设计元素的丝巾;平常哪怕在田野考古时，也常会优雅地系一条丝巾。她说这位供养菩萨系的是一个“田字结”，“在今天，人们也称作‘爱马仕结’，可见这是全世界打丝巾的一种经典结扣。”

飞起来的佛光寺

周三(2021年11月10日)直播连线时，当佛光寺管理所主任范永伟老师出现在镜头里时，李志荣教授首先cue他：“范老师，您能不能把佛光寺的WIFI密码告诉全天下人呀?”

范老师憨厚地笑：“19370626。”

在现场，在线上，每一个曾经在佛光寺参与过这项工作的同仁，都有些泪目。大家自然知道这串数字的含义，也对那个在深山里、信号艰难出现的院落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

▲工程师在住宿的四合院里测试信号。

2019、2020年两年夏天，在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田野工作季期间，佛光寺招待所里最大的一间房间，给四位男生作为宿舍，这里同时也是这批工程师们的工作室。

我第一次跟团队一起进山时，看到特别赛博朋克的一个场景——

团队进场后，首先要安置数据处理设备。当时为了保证工作室每天都能处理大约60GB的数据，三套图形处理工作站(高配置电脑)被陆续运上了五台山。

而这些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严阵以待的房间里，进门迎面的墙壁上，贴着一大张敦煌壁画《大佛光之寺》。

这张源自敦煌莫高窟第61窟北壁的壁画《五台山图》，这幅创作于五代十国时期的礼佛地图，正是当年梁思成先生一行“按图索骥”找到真正佛光寺的重要资料。

▲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程师正在佛光寺的工作室里建模：桌面上有三套图形处理工作站(黑色圆筒)，头一抬就能看见“大佛光之寺”。

也正是从这间工作室开始，佛光寺的数字化数据在一点点地生成。

两个田野工作季里，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共采集原始数据约9.5TB，初步计算成果约1.33TB，项目总数据约11TB。

11TB是一个什么概念?

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副教授刁常宇老师做了一个计算——

如果用0.5毫米直径的圆珠笔尖把每一个比特的数据点一个小点，那么11TB的数据加起来，可以覆盖25平方公里(37500亩)的一大块土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把这些数据铺在地上，它们将覆盖6.25个浙大紫金港校区!

在现场的工作结束后，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，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办公室里，10台256G内存的工作站联手、没日没夜地计算了半年，突破了三维数字化进行木构建筑模型算法的极限，完成了高精度建筑模型和高保真文物模型的建立——

今天在浙大艺博馆的展厅里，一座元宇宙里的佛光寺，正在天上“飞起来”。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佛光寺东大殿殿堂内外、明架、草架，以及彩塑、壁画、墨书等全部瑰宝的数字化模型。

并且，佛光寺的数字化计算还在继续进行，计算机还不能休假!

同款蝙蝠

这也是世界上首个佛光寺东大殿完整拼合高分辨率彩色模型——将航拍数据与佛殿上下、内外数据结合。

刁常宇说，这个模型在专业术语里讲是“水密”的——模型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有(一)高(滴)清(水)数(不)据(漏)。

这其中，有一部分的数据也是千年来首次完整采得。对，是那个暗无天日的草架世界。

▲ 图片来源：丁垚《发现佛光寺》

盛夏，自然能遇见它们。我盯着它们看，意料中的味道;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它们也坦然地瞧着我，丝毫不被手机的光线惊扰，反倒“吱吱吱”叫：“Who are  you哦?”

2019年7月，我在佛光寺东大殿草架上，特意去拜访梁先生所见同款蝙蝠们。

1937年7月，据说当时佛光寺内也有个木梯，刚好比柱略高，梁思成先生他们就用这梯子爬上了天花，去到草架。

不知道他们八十多年前是不是也从东大殿东北角的檐下，也就是后檐北部的峻脚椽钻进来的。看来很有可能。因为那幅著名的平梁与叉手的照片，拍摄位置正在从此处向“上层建筑”  的中央移动的途中②。

▲2019年7月，我跟随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第一次到佛光寺时，也有机会去草架调查，我强烈要求跟着上——冲着“夏宫”里的蝙蝠去的。不过在往十几米高的草架爬上去时，我的腿是颤抖的。

制定了详细、周密的方案后，2020年7月第二次田野考察期间，在搬走了十几桶蝙蝠粪便、并请它们暂时挪窝后——恐怕亦是千年第一回，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正式进入东大殿草架采集数据。

那里和83年前梁先生进入时几乎一样：秽气扑鼻，没有光线，闷热不透风。工程师黄硕说，草架上的工作顶考验体力，大部分时间，身高1米82的他需要猫着腰工作;当进入草架正中的最高空间，在有3米高的梁架上，又需要上下翻跳着工作。数据采集10天，工程师们腰伤复发。

我想起2019年自己去草架时，就在从四椽栿上跳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，膝盖积水成了老寒腿。

可是谁又会在乎呢?这些都成了我们身体里另外一种唐朝记忆。

▲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程师黄硕(右)和同事们在东大殿草架上进行数据采集。

1961年，梁思成先生在游桂林叠彩山时，写过一首诗：

登山一马当先，岂敢冒充少年。

只因唯恐落后，所以拼命向前。

虽然彼时，距离梁先生带领营造学社成员争分夺秒地探索中国地面古建筑遗存，已经过去大约30年，但每一句话，仍然能够映照当年的情形;

这些话，又何尝不是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作写照：

相隔80多年，即使用着最先进的设备，千方百计把数字化技术用到极致，“不负古人匠心”记下佛光寺文物的至形至色，依然困难，依然至苦。

但是一代代后浪，只敢拼命向前;与时间赛跑，对文物负责。